廖若汐：贪官终究逃不过法律的“火眼金睛”

　　贪官在任何朝代都有，当今也不例外。一提到官员腐败，百姓人人痛恨，以富可敌国的和珅为例。与贪污腐败对应的是清正廉洁，我国古代也曾涌现出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员，如南宋大臣张浚，明朝名臣于谦，“一贫如洗”、“两袖清风”等典故也随之产生。可谁又曾想当今的贪官却换了模样：过着“一贫如洗”的“清廉”生活，背地里却干着贪污受贿的勾当，视金钱如命，活脱脱一个守财奴形象。“葛朗台”式贪官令人寒心，发人深省。

　　按朱东生的说法，自己是“穷怕了”。年少的艰辛生活，使他“在马路上跌个跟头都恨不得抓把泥回家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贪来的钱财能给他内心带来“安全感”，使他对未来生活心里不慌。笔者却认为，这不过是他狡辩的说辞而已。即使他年少时确曾过着窘迫的生活，为衣食而忧，但他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多年，仅官居“一把手”时间就长达15年之久，只要他秉公用权，不搞歪门邪道，退休后过上体面的晚年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。因而“穷怕了”之说，看似有理，实则完全经不起推敲。

　　以往，人们往往把节俭视为清官的一个特征。这则报道表明：节俭只是人呈现于外的一个表象，节俭与清官不能画等号，贪官也不一定与奢靡画等号。辨别贪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不言而喻，对于什么是贪官，纪检监察部门是有定义和衡量标准的。由于种种原因，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是具有丰富个性的，贪官既可能是生活节俭的人，也可能是生活奢靡、挥金如土的人。这意味着，贪官未必“脸谱化”。朱冬生这个贪官之所以生活节俭，是因为小时候日子过得苦，养成了节俭习惯，这就是生活中的真实。其实，这种节俭型贪官不乏其例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，家藏上亿元现金却“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”。当然，有的贪官生活节俭是故意伪装，试图逃脱反腐的监视。

　　贪官贪而不用，所贪何用？毋庸置疑贪官“勤俭持家”是有原因的，一方面是想等退休以后，淡出人们视野后再肆无忌惮的享受，或是移居国外或是用金钱在国内安度晚年，另一方面即使自己老来无福享受，岁月也可以帮自己将这些钱“洗”得干干净净，让自己的子孙光明正大的享受这些财富，也算是“牺牲自我，成全全家”了。

　　笔者以为，节俭与贪官是两回事。不能因为有些贪官生活节俭，就把节俭当成坏事，节俭依然是值得倡导的美德。也不能因为一些贪官生活节俭，就放其一马，甚至把节俭当成衡量清官的唯一标准。对于纪检监察部门来讲，应当不为节俭表象所迷惑、所欺骗，揭露表象后面的本质。进一步讲，也不能用怀疑的“有色眼镜”审视那些讲究吃喝穿戴的官员，只要来钱之道正当，自掏腰包，无可厚非，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”，任何“妖魔鬼怪”也逃不过群众的“火眼金睛”。完善的监督制度和全民参与的监督“网络”才能让官不藏贪、腐难藏钱。（文/廖若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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