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玉涛：“量化问责”利于标本兼治

　　近年来，“问责”已成为环保等多个领域治理的利器，但提出“量化问责”概念尚属首次，意味着今后环保问责将会更加精准。首先，“量化问责”明确了重点对象，即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不力、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不实、燃煤小锅炉“清零”不到位、重点行业错峰生产不落实等问题。这一指向很明确，就是在倒逼各级政府在热点、难点问题上精准发力。

　　对治霾不力进行问责，早已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。但问责治霾不力，之前缺少一套细化的制度，以至于相应的问责有时比较随意：问不问责，经常取决于许多人为因素，如上级督促力度大不大、社会是否反响强烈等，弹性空间不小。

　　个别地方主要负责人把“铁腕治污”挂在嘴边，大会讲、小会说，实际工作中却不以为然，又怎么可能给下级官员以治霾的压力？此前，中央环保督查组在批评一些地方治霾不力时，都会提到部分领导的“思想苗头”，包括对治污“不重视”、“盲目乐观”，对环保“艰巨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”等。在此情景下，下面的治霾这根弦能不松？

　　不难看出，这种“量化问责”几乎没有弹性空间，可有效打消某些地方官员的侥幸心理。而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改革方向之一，即该不该问责、该问责谁、怎么问责都具体量化，消除在问责过程中玩猫腻的空间。

　　量化问责凸显政府铁腕治污的决心，也是问责制度化的破冰之举，即大气治污不力的问责标准更加清晰细化，问责的对象更具体、层级更高。下一步，各地应制定相应的问责办法，明确向谁问责和所问何责，主管部门也应加大督查力度，增强地方管理者的责任感和危机感。

　　通过细化问责事项、制定问责标准、明确追责层级，无疑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定标准、设门槛，以看得见的标准划出责任的“硬杠杠”、戴上纪律的“紧箍咒”，让问责不再止于简单的批评、检讨，或者“轻飘飘”的纪律处分，而是直接关系个人前程，从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。

　　因此，必须健全工作机制、完善追责链条，必须加大督查力度，增强地方管理者的责任感、危机感。问责不是目的,而是一种手段。问责的规矩和制度就在那里,白纸黑字,“利剑高悬”,就看地方政府和官员如何选择和作为。（文/罗玉涛）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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